锢不住的青春（东风河西 吴琰）
近日，我品读了严歌苓的短篇小说《灰舞鞋》。有人说这部小说颇有中国历史感的“少女维特之烦恼”，是“成长于上世纪60-70年代，整整一代人过早告别纯真青少年的共同情怀与集体记忆。”
故事讲的是，文革时期，15岁的部队文工团舞蹈演员穗子，由于一场执迷不悟的初恋，引发了“文工团有史以来的男女作风大案”。穗子受到了最严厉的军纪处分，当众朗诵悔过书，甚至差点被勒令退伍。编者钱虹在后记中写道，《灰舞鞋》写出了那个时代“禁欲”的表象后面所黏附的“男女”两性关系中一个荒谬的悖论：书写肉麻情书的小穗子实际与情欲无染，而高分队长却可以冠冕堂皇地释放欲望。两个女人爱上同一个男人，无论她们的身份军衔是否有明显区别，其实都存在着高尚与低俗、光明与阴暗、美丽与平庸的精神境界的天壤之别，也与她们是否是军人的特殊职业无关。
我觉得她说得对，人之所以为人，除了欲望的需求之外，更需要精神上的满足，感情上的彼此慰藉，尤其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，更是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绚烂的一页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“禁欲”的思想让大家把纯洁、自然的爱的表达看成肮脏、龌龊的事，造成了很多悲剧，就像毕淑敏作品《阿里》中，昆仑山上的女兵游星。
因为长期禁锢，游星期待爱，渴望爱，决心鼓起勇气反抗，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幸福。但这段短暂恋情最终暴露，于是，勇敢的游星和《灰舞鞋》中小穗子一样，受到了“开除党籍”的严厉处分。当她视为英雄偶像的师长父亲来到部队之时，她为了不连累父亲，她在偷偷地最后看了一眼父亲之后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赴死。这是那个年代，那样的环境中又一个爱情的悲剧。
六、七十年代，把爱情视为洪水猛兽、压抑情感，即便是目光的交流和写写情书就被批判成“严重的作风问题”。相比而言，青春绽放在八、九十年代的我们是何其幸运。
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电影大火的时候，我也在想，为什么我们都为这样的爱情所感动？沈佳仪、柯景腾没有情欲，没有亲吻，甚至没有牵手，却如此铭心刻骨。“没有结果的爱情，只要开过花，颜色就是灿烂的。见证了这道灿烂，我们的青春再也无悔。”正如作者九把刀说“我喜欢你，就像喜欢当时的自己。”
青春就像一幅绚烂的画卷，青春的感情本来就纯真、美好、诗情画意，不要禁锢，也不要用功利和欲望将画面塞满，无论是温柔还是痛苦都没关系，简单、自然地书写就好，有些留白，有些念想，会更让人回味悠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