忆母亲（公司总部 邱升亮）
我的母亲是去年母亲节后不久离世的。按照浠水老家的风俗，我今年是要回老家过年的，且要为母亲“办大年”即接亲戚们来我家祭拜母亲。但受新冠疫情影响，我被封在武汉，母亲走后的第一个清明节也没能给母亲扫墓，甚是遗憾。清明节那天晚上，我在街边朝着老家的方向给母亲烧了些纸钱，还写了“清明时节遇封城，扫墓祭祖未成行。举杯饮泪惆怅客，街边烧纸寄亲灵。”几句诗发在朋友圈，算是特殊时期用特殊方式寄托对母亲的哀思。
母亲是1931年出生的，做了一辈子农民，但有过两次短暂“吃国家粮”的时候。老家在改革开放前将除农民以外的公务员、企事业单位职工等统称为“吃国家粮”的，那是很受人羡慕的。母亲晚年跟我拉家常时总是从“我年轻的时候红得很”说起。
母亲在1952年农村土地革命时期入党，在村里当妇联主任，后被送到县上培训在乡卫生院当上了医生，这是她第一次吃上“国家粮”。但那时我父亲正在朝鲜战场，奶奶离世了，家里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叔子无人照顾，母亲不得不放弃当医生回农村撑起家。父亲1957年抗美援朝转业到山东，按政策家属可以一并安置，母亲也去了，但受“大跃进”的影响，大批转业军人又回到农村，我父母也随大流放弃了“吃国家粮”。
我常想，母亲说年轻时“红得很”，除了21岁就入党当村干部和志愿军家属身份外，应该还与早期受到的影响有关。母亲娘家是浠水县城西边上的一个大户人家。常听母亲讲，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家里常有“兵”驻扎，这些兵待人很客气，教她认字，讲一些道理，还见过“陈大姐”。我上网查了一下，抗战时期鄂东边区军民亲切地称为“陈大姐”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、抗日名将陈少敏。因此，母亲口中的“兵”应该是新四军和地下党。
母亲与我说得最多的还是她的“党员会”。母亲临走前思维谈吐还是很清晰。多年来，村里乡里召开的“党员会”她几乎没落下过。每次回家，她都要跟我说又是谁开车来接她去开党员会，村里又组织党员到哪里去参观等。她把村支部党员大会、乡党员代表大会及党组织活动等统称为“党员会”。记得我小时候，母亲开党员会时总带上我，后来我上了学就没再参加过母亲的党员会。
母亲一生辛劳，经历过战乱与饥荒，将五个孩子拉扯成人。母亲心地善良，只想付出，不图回报，父亲走后的17年，坚持独居，说是自己能动就不麻烦儿女。我长期工作在外，只是过年过节回去看看，没尽到孝心。在此，也希望全天下游子，趁着父母健在，多一些问候，常回家看看，莫留遗憾。
现在武汉虽然解禁，但武汉人还是不便出行。等再过些时日，去母亲的坟头多培几捧新土……